三胎四胎家庭怎么样(三胎是四胞胎)

　　其实在中国谈性别不平等，很多人会站出来大笑。你们女性现在多幸福啊，能读书、能工作、能开车，出门不需要得到丈夫许可逛街不需要带上头纱，你们还要怎样？

VOL.1 女孩=死亡？

　　曾经有位女大学生和我说，她在某乡村小学支教时，听到一个小女孩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小女孩家本已经有4个孩子，可她的父母还是坚持要再生一个男孩，几经周折后终于诞下一婴。而当她的父母看到呱呱坠地的是一个女娃时，整个家庭都陷入了沉寂。

　　小女孩清楚的记得，那天晚上父母把刚诞生的小妹妹丢进了自家的猪棚，她耳边清晰的环绕着婴儿响亮的啼哭声，而这哭声没有持续太久，渐渐的，渐渐的，哭声越来越小，她也沉沉睡去了。第二天早上，父母照常给她准备了早餐，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而在小女孩心里心里，却掀起了一阵关于性别与生命价值的狂风暴雨。

　　倘若她晚出生几年，那个夭折在猪棚里的女孩，很可能就是她；就算侥幸得以存活，她在家中的地位也远不及自己的弟弟——吃喝温饱一定先照顾弟弟，男孩子是家里的宝，不多吃点怎么长大个；家务农活女孩子一定要多干，女孩子以后都要嫁人的，不干活要被婆婆活活嫌弃死；教育资源也要一定先保证弟弟的，男孩子才是家里的未来，女孩子长大后找个好人家嫁了不就得了。

　　性别的认知从小就被扭曲着建立起来，「低人一等」的女儿身总要受着各种各样的委屈，尽管女孩们可以隐隐意识到不平等的存在，但她们的地位决定了这是一个没得反抗的沉默战役。错的观念一再重复、加深，最终导致众生皆变麻木不仁，人类太容易将眼前的扭曲接受为不可变更的事实。渐渐的，女孩长成女人，男孩长成男人，那些吃过的苦和受过的罪都会变成潜意识里的恶魔，错误的性别观念将再一次被植入到下一代的观念中，继续在新的时代里荼毒生命。

　　小女孩说，看到有大学生姐姐来支教后她才发现，原来女孩子不是天生的次等货，她第一次真正相信，教育可以让生命变得有价值。这种价值不来自于科学知识的积累或是思维方式的提升，而是教育甚至可以决定一个生命的存在与否。原来女孩子也可以独自走南闯北做出一番事业，原来女孩子的生命也有意义，原来不是可以被随随便便扼杀的！

VOL.2 女性=无知？

　　不要说中国的农村地区，就算是在人类最尖端智慧的诞生地——科研领域，性别歧视也从未平息。

　　四年前，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冯钢因为研究生推免面试感叹“性别比失调”，发微博说“根据以往经验，女生读研后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期间也少有专心学问的，大多混个文凭准备就业”。原微博发布后曾引起一轮争论。但是谁也没想到，四年后的2017年10月19日，冯钢这句旧话再次引发口水战，在不乏误解和夸张的解读中，成为“学术界歧视女性”的代表性言论。冯钢也再次加入，持续以“对怼”方式回应谩骂，升级了这次争议。

　　女性，早已不再是科研领域的“稀有物种”。

　　“近年来，女性接受科学训练的比例提高很多，加上聪明才智跟男性不分伯仲，女性越来越成为科技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未来20年，女科学家比例还会大大提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和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如是说。但是女科研人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并没有彻底解决。

　　“调研过程中，我们邀请了来自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等单位的女科技工作者和学术骨干来谈她们的切身体会，大家的共同反映就是‘不容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说。

　　做科研工作者难，做女性科研工作者更难。在李兰娟看来，25岁到35岁是女性职业生涯中的关键时间段，她们面临结婚、生育、哺育的挑战，而这些情况客观上对事业带来了一定影响。

　　不仅如此，歧视现象也使女科研人成为“弱势”。“科技高层决策的战略层面上，女性的比例是少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孙其信感慨。“女研究员、女教授和男性一起参加各类评审时，评审的专家会倾向男性，男性获得的机会也会多一些。男性更具竞争欲望，女性性格上更谦和，不那么强势。”陈赛娟说。对此，科协界的委员们在提案报告的开篇疾呼：“不容忽视，女性科技工作者作用仍未得到充分发挥，其成长成才中还存在突出问题。”

　　根据调查，多数部门和单位仍实行女性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比男性提前5年退休；女性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技决策和管理的比例低；女性科技工作者在孕哺、照料幼子阶段科研工作发生中断且难于接续；女性科技专业高校毕业生进入科技工作领域存在困难的问题比较普遍；专门针对女性科技人才的政策措施仍显缺乏。

　　有趣的是，同为浙江大学教授的王立铭两年前曾发表过一篇科学界性别相关问题的调查和分析《消失的女生：国内学术机构性别问题调查分析报告》。文章通过分析1600余份有效问卷，直面职业金字塔中女性的严重流失问题，得出了「伴随学术职业的发展，女性研究者的比例逐渐下降」的统计结果（图1）。

　　

　　另外，文章从导师的性别偏好、女性自我认知、体制化、性别歧视意识认知等角度深入探究，指出在制度层面，有不少女性研究者指出，现行的国家政策、科研政策、学术机构具体规定中也有很多不利于女性学术职业发展的条款。

　　比如，和大多数机构团体一样，学术机构的退休年龄执行的是女性55岁、男性60岁的规定（对于高级教职则可以放宽到男性65岁、女性60岁）。但对于基本从事脑力劳动的学术工作者来说，是否有必要设置这种男女不一的规定？考虑到培养一位独立学术研究者所需要的超长时间和巨大资源，这种女性更早退休的规定本身从某种程度上就阻碍了女性的学术职业发展。

　　再比如，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会设置针对学术工作者的定期考核和晋升。基于学术成果的考核本身当然有合理性，但在绝大多数国内学术机构里，这种考核和晋升都没有考虑到女性特别是生育期女性的特殊情况：不管是否刚刚生育，是否正在哺乳，该来的考核无法延期。这样一刀切的政策设置一方面阻碍了女性研究者更好的平衡事业和家庭，一方面也阻碍了她们更好地开展学术研究。最后，基于大多数学术机构内男教授占据主体的现实，女教授的特别需求（包括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该报告意在让更多人意识到学术机构中性别问题的存在和危害，让更多人开始行动创造一个性别更加平等的未来。希望在不久的未来，女性研究者的职业发展之路，能走得越来越顺利、越来越自由，也期待在未来的某一天，学术职业发展金字塔的顶端，会有更多骄傲的女性研究者的身影。相对于冯钢教授的情绪化回复，这样的报告是否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VOL.3 女性=无能？

　　一篇名为《性别平等的经济学视角》的文章指出，性别平等不仅关乎女性，也关乎男性，更关系到社会。全面性别平等不是要把男人打翻在地，而是跟男性一起进步；平等、有尊严地携手前进。这是全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可否认，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对于性别的重视也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陪产假」之风便可略窥一二。

　　「全面两孩」政策落地后，女性在职场中的空间仿佛变得越来越狭窄，更多初入职场的女性在求职时都会受到性别的阻挠：企业担心未生育的女性员工突然怀孕休产假、甚至辞职，而给公司带来人员缺口，造成负面收益；甚至面对已育有子女的女性求职者，企业也会思索再三，考虑会不会有再育二胎的可能。

　　「陪产假」，顾名思义是指丈夫在妻子分娩期间基于对妻子和新生儿的照顾而享受的一定期限的假期。增加配偶「陪产假」不仅有助于妻子产后的休息和恢复、缓解其照料孩子的辛劳，还能帮助丈夫体会妻子生育的艰辛，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两性在工作中的机会和待遇失衡。如果不论男女员工都有请假的权利，那么企业招聘时无论招男招女，都会面临相同的“婚育成本”，女性求职时所遭遇的不平等现象即可大大缓解。

　　性别平等不是要让男性也生育哺乳，不是要完全抹杀男女生理而导致的不同。性别平等尊重每个个体自己的偏好和效用方程，有的女性更喜欢陪孩子有的女性更喜欢闯事业。如果女性很享受在家带孩子的生活，开心自愿选择不工作，这不是问题。但如果女性希望在职场上大有作为，仅因为她的性别本身而导致用人单位拒绝雇用或者升职，这就是歧视。同理，如果男性很享受在家做饭种花陪孩子的生活却担心舆论压力指责嘲笑他很不爷儿们，那就是变相剥夺他的权利，也是一种歧视。

　　政府通过推行「陪产假」来推进男女平等，这是公共政策的进步。国家重视生育政策，是因为生育早已不是女性个人及其家庭的事情，而是关乎社会运转的大事。推行陪产假不只涉及家庭的利益，对整个社会进步都有积极意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至少已有29个省份在当地新版计生条例中明确了陪产假的期限，这既是为生育政策的落实提供有利条件，也是从立法层面推进男女平等的积极尝试。然而，要使陪产假真正落到实处，还必须有惩罚性条款予以配套保障，既要补充到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相应条款中，也应体现在各省计生条例中。如此一来，陪产假才会成为硬指标、真福利，让每一个家庭平等受益。

FINAL

　　直至今日，在中国部分农村地区，人们的性别观念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0-4岁少儿男女性别比例已达122：100，而第二、第三胎失衡现象更为严重，男女性比例分别达到了126.4：100和146.3：100。尤其当第一胎是女性时，第二胎的男女性比例达到了194.3：100，性别比严重失衡。

　　进一步想一想，如此偏颇的性别比是违背自然归路而达到的？而在这其中是否有公共政策可以辅助改善的地方？

　　倘若有一项公共政策是资助产女婴的家庭的，如在女孩诞生后的一年内给予一定的抚养补助，那么是否可以达到鼓励乡村家庭抚养女孩的目的？

　　倘若有一项公共政策是增加教育资源，鼓励农村地区每家每户的未成年人参与学校教育，那么女孩的价值是不是更容易被人看到？

　　再进一步说，倘若在若干年前，有一项政府政策是对于村民进行更多正确性别观念、价值选择、社会发展的思想、科学教育，那么农村的父母会不会认为女娃娃不再是“赔钱货”，她们的生命和男娃娃同等重要，而作为人之父母，遗弃女婴是哪怕再狠心也绝不会做的犯罪行为？

　　科研领域的性别意识已经觉醒，国内学术机构确实存在针对女性的体制化偏见，这不仅表现在女性想要获取高级教职更加困难，也表现在获得了高级教职的女性在日常工作中也会遭遇性别偏见和歧视，并面临整个政策体系构成的客观障碍。倘若有一项公共政策是适当调整考虑生育和哺乳期学术考核时间的，是否可以让女性科研工作者的安排更加合理？

　　尽管不少地方在新版计生条例中明确了陪产假的期限，但这一规定的执行却并不被看好，除了部分男性不愿请陪产假外，还存在着单位不让休的问题。公共政策的改革到底需要经历什么样的阵痛，才能彻底实施？

　　只要有男人和女人，性别就永远是是世界舞台上争议不断的问题。公共政策的制定可能造就一众伟人，但也更可能决定一代人的命运走向。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是任何公益组织、社会机构都无法比拟的。并且，随着社会个人意识的崛起，普通人的意见也越来越有意义。

　　只有每个人都勇于发声，我们才能有机会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而确保每个个体，都能发挥自己的价值。

　　参考文献：

　　《性别平等的经济学视角》，刘倩.

　　《别让“陪产假”沦为权益“陪衬”》，吴学安.《消失的女生：国内学术机构性别问题调查分析报告》，王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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